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璀璨舞台上，由甘肃省话剧院倾力打造的大型红色革命题材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将于10月18日至19日登陆重庆万州三峡文化艺术中心，为当地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盛宴。该剧以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哈达铺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细腻的叙事与精湛的表演，再现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点，传递信仰与希望的力量。

为使观众得以更深入地探寻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邃意蕴与独特魅力，我们将陆续刊载著名评论家撰写的深度评论。

 该文章转载自：中国文化报

 作者：宋宝珍

哈达铺地处甘肃南部，是陇南地区的一个集镇。因为处于国民党统治的边缘地带，且药材、粮食、牲畜等资源较为丰富，在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此地时，这里成为红军战士的补给站、革命进程的决策地、中国现代历史的里程碑。

《哈达铺的灯光》取材于这段历史，是甘肃省话剧院推出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话剧，李维平、龚丽莉编剧，李伯男导演。此剧立意高远、结构严谨、形象鲜明，气象庄严。它摒弃了把历史当成背景、把革命当成口号、把人物当成道具的简单化、一般性的创作模式，以辩证唯物史观、现实主义手法、浪漫主义激情，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与具体而微的个体心灵相互契合，从而展现出历史的必然趋势、民族的命运轨迹，以及中国革命必然走向胜利的内在逻辑。

其一，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有机统一。此剧尊重史实，深挖主题，吸纳了长征文化研究的崭新成果，遵循时间线索，还原历史境遇，构建戏剧情境，合理安排情节，表现革命进程中的艰苦卓绝，展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宏韬伟略，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气概和作风，以及人民群众对红军从惧怕到接纳，从爱戴到情深的完整过程。

《哈达铺的灯光》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叙事结构，全剧通过序幕、尾声和中间的八场戏，串联起红军在哈达铺的休整与决策过程。这种结构安排在时间维度上，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叙事的连贯性，保持了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在空间维度上，融入了主观心理时空，穿插了毛主席的回忆、他与牺牲了的小战士的灵魂对话，这些场景不仅丰富了叙事层次，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为历史事件注入了人性温度和情感深度。

从历史叙事出发，《哈达铺的灯光》重点表现红军长征进入哈达铺后，所面临的进与退、胜与败、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和艰难选择，序幕中，小战士云贵川抱紧炸弹跳入敌人碉堡，以自我牺牲攻下腊子口，打开了红军前进的通道。这一形象是千百万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的缩影，也是革命者以血肉之躯铸成胜利之基的象征。

疲惫不堪、烽烟满面的红军指战员进入哈达铺，他们面临着能否生存、怎样前进的现实难题，这是历史的至暗时刻，是生死的对决关口。此剧没有回避红军处境的艰难，同时也弘扬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大无畏精神。在哈达铺红军解决了给养，得到了休整，毛主席从当地“邮政代办所”的《大公报》上得知陕北存在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刘志丹、习仲勋、徐海东等陕北红军的消息，确立了红旗指向西北、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在编剧方法上，运用互文手法，通过连长梁铁军、医疗队长常英的对话，串联其他们对瑞金红色苏区的回忆；通过毛主席深情呼唤昏迷的周副主席的情景，表现出遵义会议前后两人的心心相映；通过三娃子看见馒头忍不住狂吞、痛哭，声称要为牺牲的战友吃饱肚子的举动，表现出红军部队所经历的惨烈的牺牲；通过尕娃子回乡看望杨秀才的情景，展现了新中国的诞生。应当说，透过哈达铺的灯光，此剧以回望和前瞻的视角，所表现的是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

其二，表现领袖、红军与人民的鱼水深情。哈达铺毕竟是西部闭塞小镇，加之反动势力对红军的污蔑抹黑，当地百姓对红军的到来起初是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守城的军阀、当地恶霸都跑了，“杨记药行”的掌柜杨秀才宣布关张歇业，叮嘱徒弟尕娃谨守家规，决不给当兵的人看病。

红军到达哈达铺，战士们大多是气息奄奄、满身伤痕的十几岁的少年，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与以往的军队截然不同：红军纪律严明，绝不侵扰百姓，他们尊重民族兄弟，待人和蔼，官兵一致，帮助老百姓干活任劳任怨，买东西、用人工一定付钱。哈达铺的乡亲们被感动了，农妇们忙着给红军送吃的，洗衣服，烧热水供他们洗澡，陈铁匠、牛裁缝为红军奔忙。红军和老百姓宛若一家人，哈达铺一派祥和气象。

可是常态之中总有例外，杨秀才对红军依然是不理不睬。此时周副主席沉疴日久，危在旦夕，杨秀才自己奉行不给军人看病的规矩，也不许徒弟尕娃出诊救治。尕娃偷偷出诊，毕竟医道尚浅，无能为力。红军连长梁铁军多次上门恳请无果，情急之下拔枪相逼，杨秀才凛然不惊，众乡亲跪地求告，杨秀才仍然不从。直到红军医疗队长常英说出需要救治的是周恩来之后，杨秀才才迈步出门。这一场戏冲突激烈，拔枪相向，针尖麦芒，性格碰撞，既表现出梁连长为救周副主席死不足惜的决绝，也表现出杨秀才决不妥协的刚强。毛主席与杨秀才的对话，解开了这位老乡绅的心理隐秘：他曾经当过中校军医，可是反动军阀患了花柳病让他治疗，治愈后为掩盖丑事却要杀人灭口。杨秀才逃走，他们就杀了他妻子和孩子。杨秀才恨透了这些穿军装的衣冠禽兽，从此立下规矩，绝不救治军人。毛主席的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悔恨交集，彼时徒弟出诊他狠狠地抽了他三鞭子，要将其逐出师门；此时他惩罚自己错看了红军，不忠不孝不义，自罚三鞭子，他说，以前的自己已死，要活出个新的人样来，随即号令打开药铺，广施良方，救治红军伤病员。杨秀才自毁誓言，自罚三鞭的举动，很有艺术的冲击力，他的思想转变，他让尕娃跟上红军出发的举动，都反映出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巨大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信念是引领红军前进的灯塔，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人民是革命成功的保障，此剧以一系列精心构建的情节和场面，表现出辩证统一的历史逻辑。

其三，史诗叙事中的人情人性。此剧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生动、凝练、典型地反映具体人生，表现民族情、军民情、战友情、夫妻情、母子情，表现人的个性，领袖身上的人性，人性之中浓郁的亲情，实现了领袖人物的平民化塑造，军民群像的立体化呈现。

在历史视角之下，此剧重在表现特定情景中的事理人情：毛主席面对昏迷不醒的周恩来，忧心如焚、殷殷召唤、切切探问，杨秀才回春妙手让周恩来苏醒过来，毛主席非常激动，他拉住老先生话家常，为其挡雨，促膝谈心，领袖风范如高山仰止，暖心之举似蕙风和畅，令杨秀才打开心结，敞开心扉。

三娃子吃馒头那一场戏很能触动观众的泪点，他边吃边哭边喊：这是给张玉春吃的，这是给李开疆吃的，这是给罗黑娃吃的······“张玉春在湘江血战的时候牺牲了，李开疆淹死在大渡河，罗黑娃冻死在了雪山上，袁猴子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刘飞掉进了沼泽里，李福荣摔下悬崖，金贵……金贵就死在了腊子口……”这段戏表现了三娃子与牺牲战友们的生死相依，魂魄不离；也表现了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个饿到极致的战士对食物的本能的渴望与攫取。小战士云贵川壮烈牺牲，可是他的英魂一直关注着红军的行程，直到这支部队走进新中国的壮阔图景。

梁连长与常英是一对患难夫妻，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梁连长瞒着妻子把幼小的孩子送到百姓家里，这让常英于心不忍，思念不绝，甚至对梁连长心生怨怼。红军离开哈达铺，这对夫妻又将离别，漫漫征途，心分两处，无数个家庭为革命付出沉痛代价，令人感慨，引人唏嘘。结尾处，哈达铺的百姓目送着红军踏上新的征程，千般不舍，万般深情，映现在彼此凝望的眼眸之中。

此剧将真人表演与多媒体影像有机结合，不仅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容，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在艺术表现层面，给观众带来了具有吸引力和创新性的视觉空间。

其四，美学意味与诗意风格。《哈达铺的灯光》最突出的美学特色是构建了丰富的视觉系统。剧中的“灯光”是一个多层次象征意象：一层寓意指代红军驻扎在哈达铺时，毛主席窗前彻夜长明的油灯，灯下是毛主席殚精竭虑、辛劳工作的身影；二层寓意是指毛主席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历史性重大作用，天不生伟人，万古如长夜。三层寓意是指老百姓心灵深处的暖光，他们用真情温暖了历经风霜的红军战士，用充裕的物资为红军提供了前进的保障；四层寓意是指它象征着中国革命的灯塔和希望——通过《大公报》的信息，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将历史叙事提升到史诗与美学高度，符合红色革命题材创作中“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传统，通过具体意象折射宏大主题。哈达铺的灯光，照亮了党心、军心，民心。这是希望之光，是胜利之光，是民心所向之光，是革命航程的理想之光。

此外，“灯光”也是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象征，它感染人，鼓舞人，通过这样一部戏剧，让今天的观众感受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赓续听党指挥、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正如甘肃省话剧院院长吴雪林所言：“一部好的剧目就像一盏灯，能够照亮观众的心灵，也能够照亮我们剧院的未来。”这种创作理念反映了红色题材戏剧从“宣传教育”向“价值共鸣”的转变——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事件，而是淬炼提升其内在品质，使之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紧密关联。

导演李伯男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时展现出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卓越能力。他没有机械地复制历史事件，而是通过选择性强调和象征化凸显，突出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在场景处理上，追求写意与写实的结合，通过多层次、多演区、时空交错的舞台跳动，将现实与回忆、实景与心理有机交织，打破了传统话剧单一的演区限制，通过灯光变化实现了空间并置，意义多维，让舞台行动画面自然过渡，戏剧节奏起伏跌宕，张驰有度，叙事流畅且充满张力，从而增强了戏剧的立体感和表现性。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的美学风格丰富而统一，舞台设计、灯光、音乐、服装等元素协调一致，共同营造了历史氛围和情感空间。这种总体剧场的美学追求，体现了中国话剧向综合艺术更高水准迈进的艺术趋势。

《哈达铺的灯光》通过深刻的主题立意、创新的结构模式、生动的人物塑造，为红色革命题材话剧创作提供了新思路、新样态。此剧不仅表现了历史事件的人文内涵，更重要的是挖掘了历史背后的永恒性的精神价值，实现了革命历史与当代观众的心理感应和精神对话。